从安全防范角度切入，在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最容易为信息控制者接受的解决方案。
监护权是英美法上的概念，在范围上比亲权广泛，也被我国采用。在二审中，高等行政法院认为，汉堡学校法第42条第7款在解释上有一个难题，就是法律规定的三个考虑因素在文字上没有先后顺序，而且是否上过学前班没有写在法律条款上，这确实表明了学校有较大的裁量自由，但是从这一款的立法史来看，当时讨论中确实考虑了学前班和小学之间的紧密关系，而且这一紧密因素在现今日渐重要，不排除以后入法的可能性，此外在那22名因为有兄弟姐妹而被录取的学生中，其中有20名也是曾经在该小学上过学前班的。
[38]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权根据他们的宗教或信仰，并考虑到他们认为子女所应接受的道德教育来安排家庭生活。他们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儿童属于公共财产或者公共物品的范畴。[25]这种在根本上将父母权利视为个人权利同时在行使上又带有共同性的观点，首先反映在德国民法典第1629条未成年子女的代理中，其第1款规定：父母照顾包括未成年子女的代理。这里首先有必要提及宪法上的未列举权利。这主要是以中国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条款）为基础，并将第一种和第二种论证中的文本解释和法理思考结合起来，由此得出的一种论证思路。
在十六七世纪后，童年的概念普遍被承认是存在的，只是事物自然法则的一个特点而已。改革开放前，全国青少年犯罪人数在青少年总人数中为0.3‰，而90年代以来，已上升至3‰，提高了10倍。但宪法学研究在这个领域的深化仍是一个前沿问题。
宪法规定承认了地方政府在其职责范围内的选择权和地方人大对本行政区划人民负责，也是我们对中央政府财政权力进行合理规范的前提。在本文下一部分，我将从项目制的具体运行的实践来考察中央财政权力的合理界限。[38] 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专项资金整合试点改革中，地方政府将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现代农牧业发展、重点区域绿化、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基地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等林林总总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财政资金在不改变资金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归并整合，更好地完成了各项目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目的。张光：财政转移支付对省内县际财政均等化的影响，《地方财政研究》2013 第1期 ，第4-5页。
第一部分回顾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演变的历史，并从央地财政关系的宪法体制出发给出了中央财政权力的规范基础。第二部分以项目制为实例讨论中央财政权力运行的现状和问题。
考虑到联邦政府对程序的设定有重大影响，应在选择构筑的语境中反思联邦政府的做法是否超越了宪法授权。[34] 辅助原则被定义为那些未划入专有权能的领域内，当且仅当所欲采取之行动的目标无法由成员国——不管中央层级还是地区或地方层级——充分地实现，而基于所提议的行动规模或效果，可在联盟层级更好实现时联盟才可采取行动。从这个意义上，选择构筑视角要求我们从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力的宪法规范基础来寻找对中央政府设定谈判的程序和各种决定权的约束，这也是我们寻求改革突破的着眼点。[53] 地方财政资源的匮乏还迫使地方财政借助融资担保、地方融资平台等金融工具获取资金，导致地方隐形债务问题不断积累，中央政府不得不承担财政安全性和金融风险问题。
类似地，周飞舟也提出，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当总的财政政策目标分解为各部委的具体项目时，通过项目制进行的高比例转移支付造就了部门寻租和对总的政策目标的扭曲关于择校是否具有合法性，有学者认为，2006年的《义务教育法》第12条只是规定了就进入学，并不排除择校的可能。然而在现实中，国家对父母权利的重视不够，过度侵害父母权利或者对父母权利保护和给付不足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更加需要从宪法高度审视父母教育权的特质，从而为国家完善立法提供理论依据。由于这种责任，父母必须有权去管教与训练他们的子女，因为未成年子女本人无法恰当地运用他的肌体和心智上的能力。
学校选择权，顾名思义就是父母享有选择让自己的未成年子女就读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就读好学校还是差学校的权利。[48] 何颖：《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的法学分析》，《教育学报》2012年第4期，第15-17页。
[36]应该说将未列举权利引入到中国宪法的讨论非常有意义，因为面对各种新兴权利，诸如环境权，健康权，隐私权，数据权，以及父母权利等。从儿童的受教育权出发，学校教育应该处在家庭教育权的延长线上。
第二，承认在家教育，并不意味着必然带来学校教育的毁灭性打击。该小学没有考虑这一因素，是有瑕疵的。[53] 从美国的实践来看，承认父母的在家教育权，其实给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儿童属于公共财产或者公共物品的范畴。[42] Colin M. MacLeod David Archard (eds.),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Childr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15-116. [43] 张文显著：《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9页。当父母一方单独行使或者依据第1628条家事法院的决定委受托行使父母照顾时，该方即可单独代理未成年子女。
[65] 杨天平、孙孝花：《美国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管理角色的嬗变》，《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第80页。[43]在理解父母的教育内容自主权时，如果只是拘泥于父母的这种资格或者自由，而不注重父母的能力（法力说的观点）和可能，那么这种权利观将可能会贻害不浅，因为教育内容自主权不仅涉及父母，而且还涉及未成年人，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一生。
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教育主要是一种私人物品。这种论证主要是由美国两位学者发展出来的。
从德国的情况来看，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依据基本法第7条第1款，学校的组织划分，教育体系的结构确定、学习过程中内容和教学上的规划、教学目的的设定，以及如何判断学生能否达到这一目的，都属于国家教育权的形成范围。第75条学区父母委员会规定，学区父母委员会是一个学区（Schulkreis）内各个父母委员会的结合，它服务于父母协会，协商本学区内的一般事务。
在报告中，开篇介绍了德国义务教育的情况。通过这种机制，父母为一个道德共同体中的成员确立了准入条件。虽然在西方早期传统的自由主义哲学中，儿童仍然未受重视[5]，但是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思想家的努力，儿童享有权利的观点开始得到生长。那么在他们成年之前，对他们的抚养和教育就不单单是父母独自的义务，国家也应该分担这一义务。
对于学校而言，践行宗教宽容，也是它们的任务。在德国法上，基于基本法第6条第2款之规定和联邦宪法法院之判例，家庭教育权作为基本权利的认识已然深入人心，但是在中国，受制于传统观念和宪法的模糊规定，这一结论还有待论证。
每个班选举2名班级父母代表。依据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2款第1句之规定：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天然权利（das natürliche Recht），也是其首先需要承担的义务。
德国民法典第1664条父母的有限责任规定，父母在进行父母照顾时，只需对他们在各自的事务中应尽的注意对未成年子女承担责任。关于权利、自由和能力的关系，在权利概念形成的历史上，产生过各种观点，主要有：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法力说、可能说、规范说和选择说。
这种义务和纳税义务相似。就联邦宪法法院的这一判例，德国学者博奥坎普发表了不同意见。1559 年，他的助手梅兰西顿（1497～1560）起草了一份符登堡的学校法规，要求每个学校建立一所本族语学校，并强迫儿童入校学习。《汉堡学校法》第6章按照班级——学校——学区——行政区的结构，主要是在组织和程序上保障了父母参与学校的权利。
为了完成公民培养这一使命，学校教育需要和家庭教育有效配合。对于天然权利的这种叙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自然权利，不过结合联邦宪法法院此前的判例，则不应该如此理解。
如果一个学校的学生人数超过800名，则选派2名父母代表。[70] Gary S. Becker and Kevin M. Murphy,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1, No. 1, 1988, pp.6-18. [71] 杨习超等：《家庭社会地位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影响研究——基于CEPS2014 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7期，第72页。
[40] 关于德国基本法上对基本权限制的各种情况，参见赵宏：《从基本权限制条款看宪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及其价值》，《中研院法学期刊》第12期，2013年3月，第233-226页。就第三个问题，他说，支持论的观点认为，义务教育保障了儿童长大以后获得一个良好的工作机会，这实际上也是为了保障基本法规定的职业自由（第12条第1款）。
